案例一：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案
一、案件基本情況
某上市公司與許某、B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簽署《合作合同》，于6月12日發布《關于簽署<合作合同>的公告》，披露許某及其研究團隊研制了今珠多糖注射液并擁有相關技術專利，今珠多糖注射液為“非洲豬瘟”防治疫苗，可以實現對非洲豬瘟不低于92%有效率的預防等事項。經廣東證監局立案調查，公司上述公告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未披露《合作合同》有關重要條款等事實。上市公司上述行為引起市場廣泛關注和股價異動，影響惡劣，根據當事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及社會危害程度，廣東證監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對上市公司予以警告，并處以35萬元罰款，對上市公司董事長、董事兼總裁、董事兼董事會秘書分別處以10萬元、5萬元、5萬元的罰款。
二、工作成效
上市公司“蹭熱點”“炒概念”等違法行為嚴重破壞信息披露制度的嚴肅性，嚴重誤導投資者，依法應予以嚴處。本案入選“2019年證監稽查20起典型違法案例”，其特點體現在：一方面快查快辦打擊“蹭熱點”違法行為。事件發生后，廣東證監局迅速啟動立案調查程序，在短短兩個月內對公司和相關責任人作出行政處罰，最大限度提高“忽悠式”信息披露違規成本，堅決遏制市場炒作行為、凈化市場環境。另一方面抓好“關鍵少數”精準問責。我國上市公司尤其是民營上市公司，看似組織架構健全、職責明確，實際上“大股東控制”“內部人控制”兩項公司治理頑疾不同程度的存在。本案結合信息披露違法事實，綜合董監高職責分工、參與程度、知悉情況等因素，依據比例原則認定董事長、總經理及董秘等“關鍵少數”的行政責任，分類處理，實現對違法行為人的精準問責。
案例二：某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案
一、案件基本情況
2018年5月至2020年1月，某私募基金管理人作為其管理的35只基金產品的資產委托人，在基金凈值披露環節通過篡改估值數據，在凈值公告、定期報告、“私募排排網”上披露的方式，共虛增基金財產18.27億元，凈值虛增比例均值為111.09%，凈值虛增比例最高值為324.65%；未按基金合同約定的投資范圍,將其管理的“XX投資基金”等4只基金產品的財產份額，通過委托他人代持并將投資收益款劃轉至公司員工及其他公司賬戶、向關聯方提供借款、轉款至約定投資標的以外的機構等方式，挪用基金財產共計人民幣5.64億元和港幣2700萬元；與投資者約定由其境外關聯方作為擔保人，以基金年化率的凈收益對基金予以現金補償，實際構成向投資者承諾最低收益。該私募基金管理人基金產品信息披露存在虛假記載、挪用基金財產、向投資者承諾最低收益等行為，違反《證券投資基金法》《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有關規定。據此，廣東證監局出具《行政處罰決定書》，責令該私募基金管理人改正，并處以106萬元罰款，對其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給予警告，并處以36萬元罰款。
二、工作成效
近年來，私募基金行業快速發展，私募基金管理人良莠不齊，有的違規經營，嚴重損害投資人的合法權益，引發較大風險。廣東證監局切實加強私募基金監管，督促管理人規范運作，從嚴查處違法違規行為，切實整治私募亂象，防控私募行業風險。本案發生時，該私募基金管理人旗下多只產品逾期兌付資金缺口較大，涉及投資者眾多。廣東證監局切實履行監管職責，迅速響應，用足用好行政執法手段，率先對私募基金管理人及法定代表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監管措施，并將本案作為A類重大案件自查自辦，不到六個月時間查實違法事實。堅持“零容忍”，依法對該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相關責任人員作出行政處罰，有效維護了資本市場秩序。
案例三：某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未勤勉盡責案
一、 案件基本情況
2018年12月，中國證監會對K上市公司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案立案調查。在主案調查過程中，證監會對年報審計機構某會計師事務所涉嫌未勤勉盡責行為同步立案調查，平行推進案件辦理。經查，該會計師事務所為K公司提供年報審計服務時存在以下違法行為：在2016年和2017年年報審計中，K公司的貨幣資金、營業收入存在舞弊風險，在風險識別與評估階段部分認定結論錯誤；在實施風險應對措施時，未嚴格執行舞弊風險應對措施等審計計劃，違反誠信原則虛構審計程序，未對銀行、往來款函證保持有效控制，未保持應有的職業懷疑態度，未執行進一步審計程序消除疑慮，導致未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最終，該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了虛假的審計報告，楊某、張某屬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在2018年年報審計中，K公司的營業收入存在舞弊風險，在風險識別與評估階段部分認定結論錯誤；在實施風險應對措施時，未嚴格執行審計計劃，未保持應有的職業懷疑態度，未執行進一步審計程序消除疑慮，導致未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最終，該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了虛假的審計報告，楊某、劉某屬于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此外，蘇某作為K公司2016年和2017年年報審計的項目經理，配合公司財務人員偽造審計證據，執行銀行函證時嚴重不負責任，屬于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該會計師事務所上述行為違反了《證券法》《中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多項規定，中國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和《市場禁入決定書》責令該會計師事務所改正，處罰沒款5,700萬元；對楊某、張某和蘇某給予警告，并分別處以10萬元罰款；對劉某給予警告，并處以3萬元罰款；對蘇某采取10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對楊某、張某分別采取5年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二、工作成效
近年來上市公司財務造假行為頻發，與部分中介機構怠于履責，玩忽職守，為上市公司違法行為大開方便之門密切相關。本案為會計師事務所幫助上市公司系統性財務造假的典型案件，情節嚴重，影響極為惡劣，中國證監會重拳出擊，嚴懲會計師事務所及相關責任人員，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一方面壓實中介機構責任，堅持“一案雙查”，對違法的上市公司和中介機構同步查處、同步處罰，絕不姑息，堅決打擊財務造假“放風者”和“幫兇”。對于實施違法違規行為的注冊會計師、項目經理采取市場禁入措施，切實增強監管震懾，督促從業人員依法依規履職盡責。另一方面從嚴從重處罰，顯著提升違法違規成本。本案中證監會根據《證券法》開出頂格處罰罰單，顯示了對證券違法行為“零容忍”的態度，以從嚴監管倒逼中介機構勤勉盡責、誠實守信，保證信息披露文件的真實、準確、完整，規范企業內部審計工作。
案例四：葉某上市公司監事短線交易案
一、案件基本情況
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3月3日期間，葉某作為某上市公司監事，操作名下證券賬戶多次買賣本公司股票，2019年11月6日至2020年2月28日等17個交易日累計買入623,401股，買入成交金額2,667,473.85元；2019年11月7日至2020年3月3日等26個交易日累計賣出608,401股，賣出成交金額2,605,156.83元。葉某的上述行為構成2005年《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五條所述的短線交易行為，廣東證監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對葉某給予警告，并處以10萬元罰款。
二、工作成效
內幕交易、短線交易是上市公司董監高容易觸及監管“紅線”的高危區，也是監管部門重點關注、嚴肅查處的違法違規行為。廣東證監局日常監管發現葉某多次買賣本公司股票后，第一時間約談當事人與上市公司相關人員，在監管部門督促下，葉某積極配合調查，主動匯報交易情況，配合上市公司收繳短線交易收益，案件處理效果良好。本案是上市公司董監高涉嫌短線交易公司股票的典型案例，對上市公司董監高提高“紅線”意識、規范自身交易行為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
案例五：張某從業人員違規買賣股票案
一、案件基本情況
張某為某證券公司廣州某營業部員工，先后任開發部經理、營銷主管等職務。2015月6月18日至2019年6月11日期間，張某利用其母親“梁某玲”證券賬戶買賣股票，成交金額累計108,430,529.03元，虧損1,184,420.13元。張某作為證券從業人員，使用“梁某玲”證券賬戶持有、買賣股票的行為，違反了2005年《證券法》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廣東證監局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根據當事人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及社會危害程度，對張某處以8萬元罰款。
二、工作成效
為維護證券市場交易秩序與市場公平性，避免證券從業人員利用可能掌握業務優勢與信息優勢謀取不正當利益，《證券法》禁止證券從業人員持有、買賣股票。張某利用其母親賬戶買賣股票，不僅違反了證券從業人員禁止交易股票的規定，也未遵守證券賬戶實名制的法定要求。本案給證券從業人員以有力警醒，推動證券從業人員遵守法律法規及從業規范，與監管部門共同致力于維護證券市場的公平秩序，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案例六：何某與某期貨公司委托交易糾紛
一、基本案情
某期貨公司客戶何某反映，近期進行CF101C13800期權交易，設置了云止盈條件單，卻發現交易軟件將其幾筆委托以跌停價成交，造成虧損。何某強調其并非第一次使用該功能，之前未曾出現該問題，向期貨公司反映卻未獲得合理解釋。何某遂提起糾紛調解申請，要求公司賠償相應損失。
二、調解過程及結果
調解員首先向期貨公司詳細了解何某的交易情況。期貨公司反饋，何某使用公司提供的第三方下單交易軟件設置了止盈單，并將止盈委托價格設定為市價。該交易軟件定義的市價下單是指買入時以漲停價、賣出時以跌停價委托下單。期貨公司表示，止盈單的相關說明及風險揭示在操作界面均可點擊查看,且《期貨交易風險說明書》《第三方交易下單軟件特別風險提示》均詳盡地向何某提示了期貨交易及行情軟件使用的風險，何某也簽字確認了，因此相關損失應由何某自己承擔。
向期貨公司了解相關情況后，調解員又耐心傾聽何某的想法及對事情經過的補充說明。經多次溝通，調解員了解到何某的心結在于，其10月16日輸入了止盈價格1630元，但軟件卻未按照其1630元的指令價格成交。何某強調，目前已無法查詢到交易軟件相關記錄，更加印證交易軟件存在問題。就此，調解員讓期貨公司重新調取何某的交易日志。經查詢，何某確實在10月16日輸入了止盈價格1630元，但止盈價格實為止盈單的觸發價格，即1630元只是系統確認是否發出委托的依據價格，委托時系統還是會按照何某設置的市價委托形式下單，成交價最終由交易所撮合成交結果決定。另外，何某可在交易軟件的已觸發列表中查看相關記錄。由此可見，何某不僅對止盈價格的理解存在偏差，且自身對交易軟件的具體操作也不夠熟悉。
最后，調解員重新向何某解釋止盈價格的實際含義，同時告知他，經其簽字確認的《期貨交易風險說明書》規定“由于投資者自身未充分了解期貨交易及行情軟件的實際功能、信息來源、固有缺陷和使用風險，導致對軟件使用不當，造成決策和操作失誤的，應由本人承擔相應損失”。何某對此表示認可，不再追究期貨公司責任，糾紛最終得以妥善解決。
三、案件評析
期貨行情瞬息萬變，投資者難以做到時刻盯盤。條件單的出現無疑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投資者。隨著條件單日漸深受投資者的青睞，很多第三方軟件商也紛紛上線了自己的云條件單系統，功能可謂五花八門。實踐中，經常出現投資者忘記自己設置了條件單而懷疑期貨公司擅自平倉，或不了解條件單的設置規則而認為期貨公司系統故障等情況。
在此，提醒投資者在關注條件單帶來便利的同時，應提前了解相關規則及存在風險，謹慎使用條件單相關功能，不能過分依賴，自身也需對期貨行情進行及時的跟蹤。就期貨公司而言，除了向投資者做好第三方下單交易軟件的風險揭示，還應就第三方下單交易軟件的相關使用問題做好咨詢解答。本次糾紛中，正因為期貨公司工作人員最初不重視，對何某提出的疑惑未逐一回應，才導致何某的誤解和索賠。建議期貨公司在向投資者解釋問題時，不能敷衍了事，草草應對，對投資者反映的問題應主動核實、及時回應，只有認清問題、找到癥結,才能從根本上化解矛盾。
案例七：李某與某證券營業部客戶服務糾紛
一、基本案情
李某是某證券營業部客戶經理黃某開發的客戶。2019年底，李某與黃某相互約定，由黃某指導李某股票操作，李某致電營業部申請傭金費率從萬分之三調整至千分之三，以便黃某從中獲取增量傭金收入。雙方合作后，李某根據黃某推薦的個股及指示的具體買賣時點進行操作，最終造成嚴重虧損。2020年5月，黃某因個人原因從營業部離職，李某后續就沒再接收任何薦股服務，但營業部卻仍按千分之三的標準來收取傭金費用。事后，李某向營業部反映該事項，但經多次溝通仍無果。因此向申請調解，要求營業部退回2019年底至今期間所收取的千分之三與萬分之三之間的傭金費率差，并賠償相應損失。
二、調解過程及結果
調解中心受理此案件后，調解員認真了解案情，針對雙方爭議的焦點問題進行分析，并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與雙方溝通，經核實：一是黃某在提供服務前已注冊登記為證券投資顧問；二是李某沒有簽訂投顧協議；三是李某提供的微信截圖顯示黃某曾多次對其推薦的個股價格漲跌做出確定性判斷，并提供具體的買賣時點及倉位；四是李某的調傭錄音中，工作人員并未主動問詢李某調高傭金的緣由；五是結合李某對賬單及黃某的提成明細表來看，李某在服務期間一直交易頻繁，黃某從中獲取了不菲的提成。
調解員理清案件事實后，一方面指出營業部的內部控制不完善，未能有效防范員工的違法違規行為。另一方面也向李某明確，購買投顧服務時應簽訂投顧協議，且不應過分依賴投顧人員提供的投資建議。經過調解員多番耐心勸導，營業部愿意將多收取的傭金費退還給李某，李某自身也認識到“買者自負，風險自擔”，不再要求營業部賠償其虧損。最終李某接受了營業部的解決方案，雙方簽訂了書面協議。
三、案件評析
從本案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營業部合規管理不到位。營業部對客戶李某申請調高傭金費率的異常行為沒有主動關注和核查，若當時能主動向李某及黃某了解情況，則能發現黃某私下給客戶薦股獲利的不當行為并及時糾錯。《證券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合規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證券基金經營機構開展各項業務，應當合規經營、勤勉盡責，堅持客戶利益至上原則，并遵守下列基本要求：……（四）嚴格規范工作人員執業行為，督促工作人員勤勉盡責，防范其利用職務便利從事違法違規、超越權限或者其他損害客戶合法權益的行為……”《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暫行規定（2020年修訂）》（以下簡稱《暫行規定》）第三條規定：“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咨詢機構從事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本規定，加強合規管理，健全內部控制，防范利益沖突，切實維護客戶合法權益。”由此可見，營業部在調解前期一直以自身不知情為由脫責是站不住腳的。二是投顧人員許某的執業行為不規范。《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證券公司向客戶提供投資建議，不得對證券價格的漲跌或者市場走勢做出確定性的判斷。證券公司及其從業人員不得利用向客戶提供投資建議而謀取不正當利益。”《證券期貨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禁止經營機構進行下列銷售產品或者提供服務的活動：……（二）向投資者就不確定事項提供確定性的判斷，或者告知投資者有可能使其誤認為具有確定性的意見……”本案中，許某雖為投顧人員，但私下通過微信向關某發送薦股信息，對具體的下單時點、價格及數量給予明確的建議，存在違規代客戶作出交易決策的情況，并以讓關某調高傭金的方式獲取提成，許某的行為顯然違反了上述規定。三是關某未謹慎投資、未盡必要注意義務。《暫行規定》第十四條規定：“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咨詢機構提供證券投資顧問服務，應當與客戶簽訂證券投資顧問服務協議，并對協議實行編號管理。”關某在未簽約的情況下享受服務，無法準確了解投資顧問服務的內容和方式，無法確定購買的投顧服務與自身風險承受能力是否相匹配。同時關某也承認股票賬戶都是其本人操作，并未交由許某代為下單交易，因此關某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投資風險和損失應由本人承擔。
通過本案，證券公司應當認真梳理、排查投顧業務的風險點，通過客戶回訪監控異常交易行為，及時發現問題、制止并糾正；對投資咨詢業務的各環節實行留痕管理，尤其是提供投資建議，杜絕從業人員違規向客戶提供證券買賣建議；加強員工合規培訓和宣導，提高員工合規執業意識，定期組織員工學習相關法律法規，開展典型案例教學，不斷強化全體員工“合規執業、珍惜職業生涯”的理念。
就投資者而言，建議在接收投顧服務前應主動通過中國證券業協會網站查詢核實提供服務的人員是否已注冊登記為投資顧問；認真閱讀合同協議及風險揭示書，全面了解相關權利義務；不過分依賴投資咨詢服務，更不盲目聽從從業人員私下提供的投資建議，提高自身的風險意識，樹立理性的投資理念，不要相信“天上掉餡餅、一夜暴富”的美夢。